科學的選才機制
選才機制是思想文化的結晶體現。破除封建腐敗的用人潛規則，是造就大批堪當時代重任軍事精英的關鍵。
甲午之敗，既敗于軍事，又敗于政事，更敗于人事。軍事、政事，關鍵和要害的是人事。
宋高宗問岳飛：“怎么才能做到社稷安定？”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而甲午時期，文恬武嬉，貪腐成風，必敗無疑。
戰爭，是敵對國家之間最高形式的較量，事關國家生死存亡。這意味著戰爭是最需要精英，也最催生精英的事業。
新型戰爭需要高效精干的新型軍隊，新型軍隊需要以高素質軍事人才為支撐。軍事變革的規模、速度和程度與軍官隊伍素質密切相關。人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軍事變革需要優秀的軍人來擔當，最終也體現在塑造什么樣的軍人上面。
劉伯承元帥說，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干部的培養，而培養干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干部的培養。高級指揮員素質如何，直接關系著戰爭成敗、國家安危。我軍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一部注重人才培養、發現和使用的歷史。
1947年8月，豫東戰役結束后，毛主席說，“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毛主席的自信，不是說我軍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國民黨，而是在戰爭中涌現出大批掌握戰爭規律、具備高超指揮藝術的將領，贏得了人才高地的優勢。晉察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西北野戰軍彭德懷、習仲勛；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都是優秀的將帥之才。建國前，這批高級指揮員為我們黨贏得了解放戰爭勝利。建國后，從抗美援朝戰爭到幾次邊境自衛反擊戰，這批人又是我們贏得勝利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靠這批人贏得了幾代人的和平與發展。但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這支隊伍曾經擁有的人才優勢，已經成為與強敵較量的最薄弱環節。事實上，我們這支軍隊，最不缺的是人才，最缺的還是人才。說不缺，是因為我們每個單位都有德才兼備、思想解放、勇于擔當、拼命苦干、堪稱精英的好干部；說缺，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形成和有效貫徹執行一套科學選人用人的體制機制。
思想文化是制度機制的核心，任人唯親、“選才惟財”的潛規則，是腐敗文化的反映。如今，甲午時期封建王朝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度已不復存在，但封建主義的用人思想卻并未掃除干凈。用人腐敗已經成為禍國殃民、毀軍敗政的最大禍根。前一時期，有的拿官職做交易，明目張膽、明碼標價買官賣官；有的以人劃線、以地域劃線、以單位劃線，培植親信、排斥異己，拉幫結伙、收買人心，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搞人身依附，跟人不跟黨。風氣一開，上行下效。不少干部想獲得提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哪個領導，怎么去送禮、去效忠。有門路的靠門路，沒門路的找門路；干的不好的靠跑靠送，干的好的也得去跑去送。那些真正一心謀打仗、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優秀干部受到了排擠。而通過向上級“進貢”獲得升遷的人，一定要通過向下級“納貢”來收回成本，如同一個核裂變的鏈式反應一樣，層層傳導，直至末端。這種腐敗文化的輻射力、滲透力極強，嚴重敗壞了我軍的政治生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習主席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力挽狂瀾，鐵腕懲腐，猛藥去疴，嚴法紀、糾風氣、強隊伍，始終把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作為強軍興軍的根本大計擺在戰略位置。基于古今中外人才興軍經驗，特別是當代世界軍事領域人才競爭態勢，習主席強調：“關鍵要有一整套科學合理的法規制度”“要通過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調整改革，逐步建立起適應現代軍隊建設和作戰要求，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干部制度體系，為更好集聚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這為我們增強人才選拔任用的科學性、準確性、公信度，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調整改革，為科學選才、興軍強軍提供了根本遵循。
“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于明選而已矣”。當年鄧小平推進改革時，得到了一大批干將的輔佐。今日中國，又一次處在歷史的關頭，雖不是“亡國滅種”的關頭，卻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突破的關頭，非常需要一批猛將良才，需要大批新事業的擁護者、實踐者、開拓者。要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推行能力本位的軍官崗位任職和晉升資格制度，把各個崗位必備的培訓任職經歷、相應專業資質等標準化，使選人用人的重要環節公開化、透明化、實名化，將干部選拔任用進一步走上法治化軌道，切實把那些有決心支持改革、有智慧謀劃改革、有能力推進改革、有勇氣自我改革的干部真正用當其時，用當其位。
